天命是能够认识的，也是必须认识的，知天命就是认识天生万物的生生之道，更直接地说，就是认识人之德性，知天命之知就是德性之知。

[14]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550页。[60]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96—1297页。

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52] 钱德洪：《年谱》正德十六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1287页。This paper explores Wang Yangmings intellectual thought, especially his thinking on Classics, and its development, by using hermeneutics as the way. I divide his thought on Classics into three phrases that includes the initial, developing, mature, and summarize stages. Hop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o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about Classics would be pushed ahead. 注释： [1]王阳明：《泛海》，《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722页。

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36] 王阳明强调功夫为其心学的特色，其心学是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本体即工夫的本体，工夫即本体的工夫，侧重工夫实际上是告诫本体要由工夫显现，侧重本体实际上是告诫工夫也要在本体上下，二者并没有轻重，只有角度不同而已。总之，按照熊十力所说，直觉高于理智，但不必与理智相矛盾。

另一方面却不断重申，中国哲学的永久性价值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提高精神境界。所谓存在认识，就是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自觉，既有体验，又有直觉。这里所谓方法，当然不只是单纯的方法论，同时还有观念的问题。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又可能对未来代表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

这种状态不能离开人的具体存在，包括人的情感态度、需要和情感内容。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在《新编》总结的一开始就提出负的方法问题。

所谓宇宙的心，则不是以宇宙为所有格，好像宇宙本来就有心，是为宇宙的心。哲学的概念，如果身体力行，是会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发生提高的作用。事实上，原来的理学也不是只主张理在物而不在心，这一点朱熹讲得很清楚（不详论），只是由于过分偏重于分析概念即条分缕析，因此不免流之于解释文字，考订篇章，犯了支离之病。一、宋代程伊川和朱元晦等，主张理是在物的。

[8]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41页。……如果偏说理即心，是求理者将专求之于心，而不可征事物。这个心就是为天地立心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26]。从总结可以看到，他所思考的哲学问题，其根本性质和作用不是别的，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8] 他还提出，哲学概念是属于理解的，不是属于知识的。理学派讲道和理，是理一元论。

[2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226页。他在讲完中国哲学简史之后，又对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0页。所谓认识，也不只是对象认识（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存在认识。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总结一开始就提出负的方法，即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样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2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245页。[1] 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解释中国哲学，使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近代理性精神，这是冯先生的哲学使命，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冯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负的方法在实际上是神秘主义，是与理性主义方法相对而言的，并不是宗教迷信或神学意义上的神秘，它是超越理性的，但不是反对理性的，所以，负的方法即神秘主义方法与正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冯友兰在运用逻辑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同时，还必须回到中国哲学中来，使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建立未来的新哲学。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244页。其实，金岳霖在《论道》的最后部分，明确提出境界的问题。

从当时直到现在，冯先生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一方面，仍然要进行概念分析（在总结中他只讲概念，不讲逻辑，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使哲学概念清楚明白。

[5] 这就意味着，他不只是一般地回到新理学的哲学立场，而是回到以《新原人》为核心的哲学立场，并将人生境界变成一般的精神境界，以精神反思说明之。宇宙本无心，人所立之心，就是宇宙底心。这实际上是将概念变成认识问题，有似于概念论而不是唯名论、实在论。概念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使人的认识理性化，具有理性精神或理性特征，也就是使人的存在具有意义和价值。

冯友兰特别举出张载的大心说与程颢的识仁说以说明这个道理，这同他以前自称接着程（颐）朱讲确实不同。真正的哲学概念就那么几个，他和金岳霖虽然讲了很多概念，但也不外乎他所提出的四组概念。

但是，在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冯先生越来越重视精神境界的问题。二派皆不能无失，余故说理无内外。

‘浑然与物同体是‘仁者的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确实走了一条很独特的路，即便他的逻辑分析并不成功，但是作为一般的概念分析，仍有其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特点。

但牟宗三提出，儒家哲学主张人有智的直觉，这就是良知、仁体。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心胸，积极吸收西方哲学的一切成果。但他对情感问题特别重视，认为哲学不能只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得情感的满足[8]。这些工作都要在中西结合的过程中进行。

五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于现实问题的需要。他很重视《名学》之翻译，自称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

就一般文化问题而言，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以论道的形而上学为前提和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承认本然世界的存在，从而求得对本然世界的认识，其中，包括实在论的共相及其关联。

其世界文化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引起了某种恐惧感，进而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产生了疑问，像斯宾格勒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口号。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要发展中国哲学，就必须提倡理性精神。